且听风吟

      庄子的优美与轻逸、透彻与犀利，无人可及。“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出自《庄子•马蹄》，意为：圣人不死光，大盗就不会绝迹。

    这话有点惊世骇俗——从常理来说，圣人越多，教化民众的力量越大，社会就会更和谐进步，最好人人都是圣人才好。

    庄子为什么反对圣人治国？

    我们先来看看何谓“圣”。显然，“圣”是相对于“民”而言的。圣上、圣明，从这两个词来看，“圣人”有两个特点：首先，圣人属于统治阶级，也许干脆就是皇帝；其次，圣人在道德与智力上超人一等。可见，圣人们有了权力还觉不够，更想占尽道德优势，贬低民众的智力，把自己打扮成“仁义礼智信”的全能超人。仿佛没有他们，就会天下大乱，民众就会像迷途的羔羊般不知所终。

    然而超人们到底并没有把带进他们描绘的理想社会，2000年来，我们只是在原地转圈，付出了生灵涂炭、文化落后的惨重代价。

    他们掩盖了一个事实：不断地催生着大盗的，正是圣人统治。

    一、方便窃国大盗

    圣人们一面口口声声“灭人欲，存天理”，一面忙着与儿媳通奸，意欲何为？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他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众只可供驱使，不可能让他们通情达理。

    在《马蹄》中，庄子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以马喻民，以伯乐喻圣人，用“伯乐治马”的故事说明了圣人对人性的摧残：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善治马”的伯乐来了，他“烧之，剔之，刻之，烙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经过这样的驯化，马大多失去了自由的本性。

    民众成为甘作刀俎间的鱼肉，成为囊中的财富随时取用，统治者自然是满心欢喜——可他们却防不了大盗：庄子点破统治者的愚蠢之处，他说：给箱子上锁，只能防小贼，却方便了大盗——他连箱子都给你搬走，还怕你锁得不牢呢。

    圣人们驯化了民众。民众的自由被牢牢锁住的，也就不在乎国家的主人是谁，服从于任何一个主人。所以，“窃国者侯”，侯得顺顺当当。

    伯乐治马，方便了盗马贼；圣人不死，方便了窃国贼——2000年改朝换代，多少个大盗得手了？所以庄子说：“所谓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防守财物的吗？”

    二、孕育盗贼社会

    国民一方面表现出顺从与奴性，一方面却暗怀自私与狡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许多中国人像《马蹄》中的马一样，学会了“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的狡诈伎俩。

    据报道，深圳南山区五十多家小工厂加工臭豆腐用的黑水，是以田螺与馊水、腐肉、死苍蝇、粪水为原料调配的。

    拿大便做“食品添加剂”，如此大规模地制造“食品”，恐怕不能仅仅用“道德败坏”来解释，因为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当一个国家的假奶粉、毒大米、“黑“木耳”、地沟油、苏丹红鸭蛋，我们应该认为中国人几乎不约而同地了丧尽天良，还是应该问：中国人为什么变成了只讲利害，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无恶不作的群体？

    如果一个人不是在自己家里，甚至不是在亲戚、朋友、同事家里，他有什么理由进门脱鞋呢？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国家，周围的人是他的同胞，他靠什么来抑制自私，靠什么来抑制随地吐痰、乱闯红灯、乱占道路、偷窨井盖、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偷盗抢掠？

    《公民道德规范》、“ 八荣八耻”，一纸公文再加上电视轰炸，就有说服力了吗？

    2000年来的教训早已使人民认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是圣人的，是统治者的，没有老百姓一分一毫。

    中国人自私到了极点：只要能赚钱，别人死活我管不着，这是国家的事。我不敢反抗你，还可以偷你；我偷不到，还可以骗你；我骗不着，起码可以恶心你——我仍然比你好，我最多不过是“窃钩”罢了。

    贫富分化造成生存压力、金钱欲望的增加，权利架空导致社会责任感、道德自我约束力的下降。这一升一降之后，我什么坏事不能做？

    明末起义者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可谓杀人如麻。他立的七杀碑上刻着他杀人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三、圣人变为大盗。

    所谓圣人的教化，实则是用愚民（儒教）、强迫（军队）、利诱（科举）等手段培养顺民和奴隶。经过历史长期的训练，民众逆来顺受，在政*治上成了统治者的附庸。就如鲁迅早就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暂时做稳了奴隶，另一种欲做奴隶而不得。

    羔羊民众产生豺狼政府。温顺忍让的土壤中，最有可能发育出专制的种子。

    有一次，门徒问盗跖：“盗亦有道吗?”盗跖说：“能猜测室中藏有什么财货，就是圣；率先进去偷，就是勇；最后出来，就是义；知道下手不下手的机会，就是智；分赃平均，就是仁。”（《庄子•胠箧》）

    可见，圣人与大盗有共同的“职业能力”。所以，农民起义领袖可以从大盗摇身一变成为圣人，圣人也有可能蜕变为大盗。

    历史上，每当领袖英明，圣人再世之际，往往也是灾难将临之时。在中国，有文革和三年灾害的浩劫；在外国，有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和希特勒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当人们想要创建天堂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往往是一个地狱。”当人们向往圣人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常常是一个魔鬼。

    马克思•韦伯把人类社会分成三个时代，分别是传统时代、英雄时代和法治时代。法治社会最神圣的是法律，而不是某个人。如果人民能用手中的选票、用法律给公仆以真正的教训，让公仆走下神坛，把他们关进笼子，他们自然就没有变成大盗的机会。

    当一国的总统除尽圣人的光环，可以因为“拉链门”上电视新闻的时候，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

    宁要“拉链门”，不要天安门。这便是民主社会的期待。

    四、官逼民反

    圣人所代表的是高高在上、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势必对个体的权利和自由造成极度压缩。人们缺乏合法有效的手段制约独裁者滥用权力的行为，只好忍受，当这种忍受超过限度，到达谷底，就会出现反弹。民众采用暴力反抗、同归于尽的方式来搏命。——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秦始皇妄图经营万世的霸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再伟大的圣人也建立不起千年帝国，只会催生一代代大盗——草菅人命的起义者。

    我们知道什么是公平、正义、幸福，我们心里也有亲人、邻居和祖国，我们不需要英明领袖和指路明灯。所以托克维尔非常推崇美国人的“胸无大志”。其实早在1600年，布鲁诺就有过类似的表达。在他被执行火刑前烧死前，人们慨叹英雄将死，可他却回答：“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

    同样，一个需要圣人的国家也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