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听风吟

      庄子的优美与轻逸、透彻与犀利，无人可及。“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出自《庄子•马蹄》，意为：圣人不死光，大盗就不会绝迹。

    这话有点惊世骇俗——从常理来说，圣人越多，教化民众的力量越大，社会就会更和谐进步，最好人人都是圣人才好。

    庄子为什么反对圣人治国？

    我们先来看看何谓“圣”。显然，“圣”是相对于“民”而言的。圣上、圣明，从这两个词来看，“圣人”有两个特点：首先，圣人属于统治阶级，也许干脆就是皇帝；其次，圣人在道德与智力上超人一等。可见，圣人们有了权力还觉不够，更想占尽道德优势，贬低民众的智力，把自己打扮成“仁义礼智信”的全能超人。仿佛没有他们，就会天下大乱，民众就会像迷途的羔羊般不知所终。

    然而超人们到底并没有把带进他们描绘的理想社会，2000年来，我们只是在原地转圈，付出了生灵涂炭、文化落后的惨重代价。

    他们掩盖了一个事实：不断地催生着大盗的，正是圣人统治。

    一、方便窃国大盗

    圣人们一面口口声声“灭人欲，存天理”，一面忙着与儿媳通奸，意欲何为？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他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众只可供驱使，不可能让他们通情达理。

    在《马蹄》中，庄子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以马喻民，以伯乐喻圣人，用“伯乐治马”的故事说明了圣人对人性的摧残：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善治马”的伯乐来了，他“烧之，剔之，刻之，烙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经过这样的驯化，马大多失去了自由的本性。

    民众成为甘作刀俎间的鱼肉，成为囊中的财富随时取用，统治者自然是满心欢喜——可他们却防不了大盗：庄子点破统治者的愚蠢之处，他说：给箱子上锁，只能防小贼，却方便了大盗——他连箱子都给你搬走，还怕你锁得不牢呢。

    圣人们驯化了民众。民众的自由被牢牢锁住的，也就不在乎国家的主人是谁，服从于任何一个主人。所以，“窃国者侯”，侯得顺顺当当。

    伯乐治马，方便了盗马贼；圣人不死，方便了窃国贼——2000年改朝换代，多少个大盗得手了？所以庄子说：“所谓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防守财物的吗？”

    二、孕育盗贼社会

    国民一方面表现出顺从与奴性，一方面却暗怀自私与狡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许多中国人像《马蹄》中的马一样，学会了“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的狡诈伎俩。

    据报道，深圳南山区五十多家小工厂加工臭豆腐用的黑水，是以田螺与馊水、腐肉、死苍蝇、粪水为原料调配的。

    拿大便做“食品添加剂”，如此大规模地制造“食品”，恐怕不能仅仅用“道德败坏”来解释，因为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当一个国家的假奶粉、毒大米、“黑“木耳”、地沟油、苏丹红鸭蛋，我们应该认为中国人几乎不约而同地了丧尽天良，还是应该问：中国人为什么变成了只讲利害，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无恶不作的群体？

    如果一个人不是在自己家里，甚至不是在亲戚、朋友、同事家里，他有什么理由进门脱鞋呢？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国家，周围的人是他的同胞，他靠什么来抑制自私，靠什么来抑制随地吐痰、乱闯红灯、乱占道路、偷窨井盖、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偷盗抢掠？

    《公民道德规范》、“ 八荣八耻”，一纸公文再加上电视轰炸，就有说服力了吗？

    2000年来的教训早已使人民认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是圣人的，是统治者的，没有老百姓一分一毫。

    中国人自私到了极点：只要能赚钱，别人死活我管不着，这是国家的事。我不敢反抗你，还可以偷你；我偷不到，还可以骗你；我骗不着，起码可以恶心你——我仍然比你好，我最多不过是“窃钩”罢了。

    贫富分化造成生存压力、金钱欲望的增加，权利架空导致社会责任感、道德自我约束力的下降。这一升一降之后，我什么坏事不能做？

    明末起义者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可谓杀人如麻。他立的七杀碑上刻着他杀人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三、圣人变为大盗。

    所谓圣人的教化，实则是用愚民（儒教）、强迫（军队）、利诱（科举）等手段培养顺民和奴隶。经过历史长期的训练，民众逆来顺受，在政*治上成了统治者的附庸。就如鲁迅早就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暂时做稳了奴隶，另一种欲做奴隶而不得。

    羔羊民众产生豺狼政府。温顺忍让的土壤中，最有可能发育出专制的种子。

    有一次，门徒问盗跖：“盗亦有道吗?”盗跖说：“能猜测室中藏有什么财货，就是圣；率先进去偷，就是勇；最后出来，就是义；知道下手不下手的机会，就是智；分赃平均，就是仁。”（《庄子•胠箧》）

    可见，圣人与大盗有共同的“职业能力”。所以，农民起义领袖可以从大盗摇身一变成为圣人，圣人也有可能蜕变为大盗。

    历史上，每当领袖英明，圣人再世之际，往往也是灾难将临之时。在中国，有文革和三年灾害的浩劫；在外国，有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和希特勒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当人们想要创建天堂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往往是一个地狱。”当人们向往圣人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常常是一个魔鬼。

    马克思•韦伯把人类社会分成三个时代，分别是传统时代、英雄时代和法治时代。法治社会最神圣的是法律，而不是某个人。如果人民能用手中的选票、用法律给公仆以真正的教训，让公仆走下神坛，把他们关进笼子，他们自然就没有变成大盗的机会。

    当一国的总统除尽圣人的光环，可以因为“拉链门”上电视新闻的时候，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

    宁要“拉链门”，不要天安门。这便是民主社会的期待。

    四、官逼民反

    圣人所代表的是高高在上、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势必对个体的权利和自由造成极度压缩。人们缺乏合法有效的手段制约独裁者滥用权力的行为，只好忍受，当这种忍受超过限度，到达谷底，就会出现反弹。民众采用暴力反抗、同归于尽的方式来搏命。——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秦始皇妄图经营万世的霸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再伟大的圣人也建立不起千年帝国，只会催生一代代大盗——草菅人命的起义者。

    我们知道什么是公平、正义、幸福，我们心里也有亲人、邻居和祖国，我们不需要英明领袖和指路明灯。所以托克维尔非常推崇美国人的“胸无大志”。其实早在1600年，布鲁诺就有过类似的表达。在他被执行火刑前烧死前，人们慨叹英雄将死，可他却回答：“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

    同样，一个需要圣人的国家也是可悲的。

        摊开历史重重的一页，萧萧劲草，漫漫尘沙，烟雾迷离中，我仿佛看到一位布衣老者一脸心酸、步履艰难地向后人慢慢走来。此时天地昏暗，山川变色，草木为之而悲……从此，这影子便永远挥之不去，在覆雨翻云的历史长河中重重地泣上一笔，永远地奏着哀音流传于后世。他就是明朝开国功臣——一代名士刘伯温。

    据历史记载，刘伯温1311年出生于元朝末年，系浙江文成县南田人（旧属青田县）。1333年考中元朝进士，为当时浙江四大名士之一。其文才盖世，天文、地理、兵法、术数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可是，怀抱一腔热血欲效忠朝廷的他，所提建议往往得不到朝廷的采纳，才能多遭人疾，报国无门，于是，愤而辞官隐居青田老家，潜心著书。著名的《郁离子》一书即当时说著。而恰在此时，全国各地反元起义风起云涌，一支起义军的元帅朱元璋正网罗人才，多次出请刘伯温。刘伯温审时度势，以非凡的智慧确认这位出身平民的统帅能推翻腐朽元朝而一统天下，其保国安民的理想重又有实现的希望，终于答应出山辅佐他。

    得到刘伯温的辅佐，朱元璋如虎添翼。从此，刘伯温鞍前马后为他指点江山，出谋划策，朱元璋广为采纳，视他为张良也。历史上著名的“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然后北向中原，一统天下”的战略方针即在此时制订并得以实施。从此，这支起义军所向披靡，攻无不破，一举推翻元朝，得以一统天下。

    刘伯温为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功不可没。可他的聪明才智、博学多识未能助他在以后的仕途道路上风平浪静，再施其宏图大志，却为其悲剧命运刻下了沉重的烙印。这才智犹如蚕作茧自缚，又仿佛似杀害自己的一把看不见的匕首，随时会要他的命。

    成就伟业的朱元璋此时再也不能容忍他——刘伯温。缘因他智慧和才能实在太高，对事情的判断常比皇帝还要准确，无疑给皇上以无形的压力。在朝廷的册封大殿上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在伯爵中俸禄最低。紧接着任命他为御史中丞，督察朝廷内外所有官吏的言行。皇上委他以重任，这又是皇帝的高明之处。他能洞察臣子的心思。刘伯温确不是一贪图功名利禄之人，视名利为粪土。但他又心高气傲，疾恶如仇，决不屑于拉帮结派。御史中丞，这可是个坐在火炉上的差事，又如在尖刀上行走，稍有不慎，则众矢之的。此时的刘伯温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都得咽尽肚里，想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且皇上任命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刘伯温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且朝廷给他俸禄实在太低，有时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遂多次向皇上提出自己年老多病，欲告老还乡，请皇上恩准。至高无上的皇上只容自己罢免他人，岂容他人离开自己，加上皇上的多疑。但终在皇后娘娘的请求下恩准。

    六旬老人回到家乡，命运却没能给他以安稳晚年。因他在朝为官时，刚正不阿，得罪了许多同僚和权贵，当朝丞相胡惟庸当权，他是一大奸臣，对已无官职的刘伯温老翁仍不放过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呢？朱元璋再次下诏剥夺他的所有俸禄。没有了“退休金”，刘翁战战兢兢回到京城。普天之大，莫非皇土，他原以为在皇上身边，让皇上放心了，自己的性命就可以保证。这一次，刘伯温想错了，彻底的错了。无论刘翁走向哪里，都摆脱不了无形的枷锁的束缚，只是，这一回，这把枷锁是锁到头了。

    回京后，刘伯温得病了，胡惟庸奉皇上命，派御医为刘伯温诊病送药，服药后病情反倒加重，不久就中毒死去了。据说，其在弥留之际，交给儿子一本厚厚的奏章，嘱咐等皇上归天之后，呈给后继之君。册子里为大明千秋计进献新政九策，劝诫新皇施仁政、亲子民，宽刑罚、开言路。刘伯温至死，仍不忘江山社稷，其忠诚之心，苍天可鉴。而刘伯温之死，皇上难咎其罪。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代奇才刘伯温，就这样走完了他凄惨的一生。我作为后人，除了怀抱无限恭敬仰慕先生的非凡智慧，为先生不幸生在那个年代的悲剧命运心痛地潸然泪流外，为我辈长在共和国的旗子下而幸慰不已。自由的国度、开明的领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尽可能去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去吧！且去留自由，绝不会画地为牢。

今天，我要写“空城计”，《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

    空城计这个故事一定是家喻户晓，司马懿作为空城计中的失败者，我想，他这个人也一定是不管男女老少人人皆知。但是，诸葛亮真的使用过空城计吗？

    我的观点与易中天一样，没有。但是我似乎对易中天的理由有所质疑。他反对空城计时说：“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队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 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两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这段话有理有据，也有一定的道理，恕我直言，以我一个小孩子的浅短之见，还是发现了许多我认为不太恰当的地方。

    首先，派一队侦察兵去看，诸葛亮也不是没有脑子的人，一看司马懿派兵进去，肯定知道你这人心疑，这不正和人家的心意吗！诸葛亮又不是不会疑兵之计，再给你搞个比空城计还玄的计策又不是不可能，司马懿岂不是庸人自扰？其次，看见诸葛亮笑着坐在城楼上距离也未必很近，司马懿又不是高度近视，再远也看得见呀！若是当真看不见不就麻烦了嘛！再说了，城楼是什么样的？四周的围墙都高出一截，除非诸葛亮是愣子，才会坐在城墙边弹琴，这不找死嘛！所以，凭这一点可以看出，诸葛亮坐的地方肯定距城墙有一定距离。箭可是呈直线射的，既然是直线射程就不可能射到诸葛亮，你总不能要求那箭冲上城楼在空中来个急转弯，直射到诸葛亮吧？而且，受地球引力影响，箭向上飞飞不了多高。所以，能不能射上城楼都是问题，又怎么会射到诸葛亮呢？最后，不管《三国演义》是不是历史事实，暂且按照那个思路来说，诸葛亮之所以去那座城是为了转运粮草，带的人又少，司马懿若是围而不打，我要是诸葛亮，我就高兴，为什么？你想，司马懿围他几天，人家城里粮草可不少，又不会饿死，相反，你司马懿带那么多人，围人家几天你们自己不饿吗！况且，人家死守不战，你们又有什么办法？诸葛亮的大队人马都派出去办事了，那些将领们回来一看丞相没回来，就不会来救援？你们士气已经磨得够可以了，人家大队人马一到，里外夹击，你司马懿不是输得更惨？

    要我说，我认为，第一，司马懿之所以不攻城是因为他想到诸葛亮一生谨慎不会出险招，我们假设诸葛亮真的用过空城计的话，想想他之所以用是因为在这之前诸葛亮因为一时不小心重用了马谡，这应该算是一个不谨慎的事例了吧？这次是建立在马谡失利上进行的，很多人因为已经疏忽过一次就不敢轻举妄动，诸葛亮也不例外，况且，照诸葛亮的性格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谨慎，再说，既然司马懿不确定，我认为进去看看也没有什么，权当冒一回险呗！冒险了，赢得几率是50%，但如果你转头就走那可是一点儿胜率都没了，司马懿这么聪明的人，这点儿帐都算不过来吗？第二，虽说诸葛亮笑容可掬的在那弹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手下也音如流水，其实他心里也没谱，这都是装的，他也怕司马懿下令攻城，所以做什么事都多少有一点不自然，这难道司马懿还看不出来？这么一件胜负未知玄之又玄的事，诸葛亮怎么可能做得出？

    但是空城计还是因为孔明退仲达而流传下来继而发扬光大，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三国演义》。说真的确实有这么一群人，宁愿相信演义，也不愿意相信正史，不是不相信是不愿意相信，因为正史和演义差得实在太远了，有些人不愿意承认正史中的曹操和诸葛亮是真正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我），所以空城计也就这么代代相传，百读不厌。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过去这么久了，人们依然陶醉在那气势恢弘的震撼里——击缶计时的新奇、太极场面的壮阔、画卷构思的精妙，这都将成为这个开幕式的标志性板块而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里，经久不衰，甚至随着时间的远去而逐渐沉淀为一桌精品美餐，愈久弥香。

    一个开幕式，能有这样几大亮点，就可以打上80分了，我们不能期望她会成为敦煌莫高窟或者乐山大佛那样的辉煌高蹈而光照千秋。

    能够导演出这样的艺术，谋子的确可以骄傲一下子了！然而各大电视台的多次采访和各小电视台的反复播放形成的长篇累牍的吹嘘与吹捧，就显得有些沾沾自喜和小家子气了。不错，一只母鸡下了一枚蛋甚至是可以说一枚大蛋，美美地高兴一阵子而多打几声鸣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它就没有必要去标榜自己的蛋是如何贵如翡翠、艳若桃李、五味俱全、营养丰富、经常食用而且延年益寿了。记者也没有必要循循善诱令它去做这样的似真似伪的广告——仿佛只有它下的才叫一个蛋，别的鸡们下的只是一个圆坨而已。再拙劣的卖鸡蛋的人也不会吹嘘只有我的蛋才是真蛋的。

    吃了那么多的粮食，鸡不下蛋的结果就是首先自己替代蛋而以身殉职；花了大量的钱财，不弄出几个有价值的彩头就要对自己的无所作为付出代价。职责之内的事无需炫耀，以免闹得仿佛与某足球队一样把无为当作正常，有点成绩就是卓越辉煌。

    一场盛蛋大宴人们已经品尝，味道与营养是好是歹，人们自有各自的标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厨师就不要袖着双手站在桌边当美食教头而搅得人们兴味索然了。曹雪芹烹饪出《红楼梦》就悄然离席，人们依然品尝出《红楼梦》的超凡的价值——真正的艺术不需要解释和论证，生不出蛋的人有能力把蛋的味道和营养给出准确的定位，而鸡则不行；能够给蛋鉴定营养成分的人也没有必要不准别人说蛋的不足——它的腥味、它的易碎、它的容易变质。你喜欢那鸡，给它唱唱赞歌没有什么不妥，但也不至于要把鸡屎也颂扬成美丽的金黄的高雅的点缀。

    我们要看到辉煌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否则，一味地把这次吹得至高无上，下次就只有可能纵然能够下个大蛋也会是个软壳的了。

    需要广告的常常就是别人不知道的；别人知道了，还需要广告的，就是人们所不欣赏的；人们既然不欣赏还有必要广告么？艺术靠的是它自身的魅力感动感染人，不需要虎皮的震慑，不需要因为所以的论证，不需要人多势众的叫喊，让营养慢慢进入人的机体才是最科学的营养理念。

    寻找一下不足吧，发现不足才会找到继续进步的方向，媒体多做些这方面的引导会比众口一词的歌功颂德有用许多！

大凡对《三国演义》略知一二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是整部小说中最有特点、最有吸引力、最有戏剧性的人物，也不会否认蜀国的辉煌以及刘备父子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诸葛亮的辉煌和“成就”。的确，是蜀国成就了诸葛亮，让这条隐居在南阳的“卧龙”有了施展才华与能力的舞台；而同时，在各个方面都不怎么占优势的蜀国，正因为有了诸葛亮极其成功的经营，才得以与吴、魏这两大强国鼎足而立，共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时代。所以，诸葛亮的作用及魅力是无可替代、无与伦比的。与他相比，他的继任者、蜀国的末任丞相姜维就显得逊色多了。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罗贯中对蜀国倾注的笔墨是最多的，对蜀国的“演绎”也是最精彩、最具艺术性的，所以蜀国总会成为人们最大的关注点之一。就我而言，我关注蜀国倒不是因为蜀国的主子“根红苗正”，是“正义”的一方（这种观念在群雄割据的年代其实是最可笑的），而是因为那条卧龙，那条让整部三国史熠熠生辉的卧龙。我很难想象蜀国——确切地说是三国这段历史——如果没有诸葛亮会是何等模样。

    诸葛亮永远那么完美，完美得像一个神话。他让曹操畏惧，让曹丕头疼，让司马懿无计可施，以至于把姜维这个还算有能力的丞相衬托得黯然失色。姜维和刘禅应该是最糟糕的搭档之一。姜维想做个称职的丞相，可刘禅不想做个真正的国君；姜维想像诸葛亮那样将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可又没有孔明的那种能力和素质，所以蜀国的结局才显得那么苍凉，蜀国的破灭也让人感到尤为“惋惜”。当然，感到“惋惜”的也只是旁人（包括吞并蜀国的魏国人），当事人刘禅就不以为然。人家在魏国做着自得其乐的俘虏（这与南唐的 李煜何其相似乃尔），还明明白白地说了“此间乐，不思蜀”，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一个传奇的结束居然这么滑稽，甚至让没有能力的姜维都连连叹息，也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到“意犹未尽”。可是该结束的已经结束了，尽管结局有一点艺术加工的水分、尽管某些情节带有小说的特性，但我同样能感受到从历史深处渗透出的那种萧瑟之感，以及那种必须面对的悲哀。刘禅没有想到，父亲与丞相在南阳共同做的“治国平天下”的梦会破灭得这么快；刘禅没有想到，父亲与丞相的离去就是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割据政权”倒台的前奏；刘禅没有想到，被父亲和丞相培养了半生的自己的腰会在魏国人面前弯得那么“标准”；刘禅没有想到，自己弯下的腰会成为历史的拐角……刘禅当然不会想到，因为如果他想到了这些、想到了这个由历史设的局，历史本身也就成了一件残品。

    每个传奇的结束都能让旁观者或多或少地有所收获，而我却无论如何也说不清属于蜀国（或者说是三国）的感悟点究竟有哪些。算了，不说也罢，让那种有些惆怅的东西在心中慢慢沉淀着也好，因为在历史面前，过多地假设或批判都不过是一种虚伪的态度。

前段时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湖南高考零分生陈圣章为了抗议应试教育，4门功课零分，朋友，你看了吗？终于有人被逼得跳出来讲话了！（国外的学习环境相对于国内宽松，但他们的教育制度显然更适用于教育，明显地，中国到目前为止仍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而国外呢？曾有人预言照中国的这种教育制度，100年也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敢于向正统发出自己的控诉，也许我们的后人在N百年，N千年以后，会高价评估他们的先人（即我们）不流于世俗，敢于向传统宣战，正如我们现在常褒扬古代那些出仕的人，隐居者一样。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难道12年的成果，努力在几张试卷上就能体现出来吗？难道高考是唯一选拔英才的途径？人总难免会因种种客观原因绊住前进的脚步，要是高考偶发挥失常，那人生不就完了？本一，本二没考上，贫者读得起本三吗？出了社会，没有大学文凭待遇会好吗？人生只因那一次失误就彻底完了。这太残酷了！这使我感到很迷茫，既然高考是残酷的，为何不废除？读书到底为何？

    古时，学子为求一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荣耀乡里，历经千辛万苦，寒窗苦读十余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了他们的真实写照。

    如能金榜题名，多少年来的奋斗总算有结果；若落第，则无颜面对父老，不知何去何从，生死两茫茫。这些学子除了读书还能做什么，手无缚鸡之力，文弱书生。科举考试不知残害多少无辜的学子！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

    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今天，这种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学生遍地都是，扫帚一扫一大把，大学生苦于毕业后无生计，找不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投河跳楼者常见诸报端，使人看罢读书的热情凉了半截。大学生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

    有的人学历没多高，但工资却比大学生乃至研究生高得多。他们真的这么有本事吗？不是！他们凭借坚实的靠山，平步青云，稳坐钓鱼台。这难道不令人气愤？在这功利的现实社会，我们又能为之奈何？现在的社会简直又回到了远古，家天下而非公天下。何以见得？高干的子女，无论素质如何，总比平头百姓强，处于社会底层的贤者永无出头之日，被尘封了。

    中国一个泱泱大国，人才济济，我们的领导人到别国访问，身边总少不了翻译员，这不让人耻笑？为何？中国没人才了吗？想当年，我们的周总理精通6国语言，飒爽的英姿令老外敢怒不敢言，那才大快人心，为国人争光！

    当官的为了什么？钱势！但也不乏为民请命，爱民如子的官。官职越做越大，往往身肩数职，更难查处。无所作为，简直就是人民的蛀米虫。即使被抓关几年又出来，没事，根本对贪官起不了威慑作用，贪个几千万也无性命之虞，谁不敢贪呢？而且贪官坐牢待遇也比普通囚犯高，曾有报道某处贪官，坐牢像度假一样，住别墅。怒，中国正在走向没落！

    只要上级一个文件下来或者某高层人员讲一段话，下面拼命追捧，殊不知其中的利弊，常听的一句话就是“认真贯彻某某人讲话精神”，到底什么精神？能当饭吃吗？莫名其妙！唉！国家养着些拍马屁的人未尝是件好事！整天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个代表”满嘴唠叨，付诸行动了吗？说的比唱得还好听，即使让一个小P孩去当官也会，念叨这些就有饭吃，有俸禄拿。

    我国国土辽阔，可土地一直被废掉，原本一个农业大国到最后可能粮食都要用进口的。唉！还说改革开放来经济飙升，这是以毁坏祖宗的基业为代价的！如果到最后粮食真用进口，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入不敷出合算吗？现在物价疯涨，通货膨胀的时代终于来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哪呢？所有东西都在涨，就惟独工资不见涨，我常常为那些外来务工人员担心，他们吃得消吗？真是难为他们了！即使从牙缝里抠下来，也只勉强够自己生活，家里面还有老有小，谁来养活他们？有时我在想等哪一天我们的人民币也薄得跟台币一样，那就完了，肯定会国家大乱，真希望这恶梦似的一天不要到来！永远永远！

    为什么国家高层人员中很少见年轻的面孔？我主张让年轻的一代来管理国家事务，因为老一辈知识面不够广，他们的思想较为保守，不利于一些重大事宜的决策，不具备创新思维。早在战国时期古人就知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让他们告老还乡养病去吧！（有时我在想医学太发达未尝是件好事，“告老还乡养病”这几个字在现代好象不管用了，老一辈常在官位上一坐就是坐到死。医学不这么发达，世界人口也不会这么多，对吧？）这样一来，才会各尽其才，人尽其用，才能够让年轻人学以致用，资源才不会浪费，让一切知识的源泉充分涌流！

    天下之大，何处寻伯乐？

    群驹之中，何地觅宝马？

    呜呼！悲哉！哀哉！

    我的观点和别人有些不同，具有一些叛逆的思维，但我觉得好象没有不妥的地方，都有依有据，朋友，你同意我的观点吗？